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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淅川范蠡考⑦ 做有范的人:陶朱公是不是在向丹朱致敬 | 吳元成

        淅川范蠡考⑦做有范的人:陶朱公是不是在向丹朱致敬

        商於地、丹淅地、三戶城,為什么能夠誕生范蠡這樣千載難遇的奇才、圣賢?

        淅川成為范蠡故里不是偶然的。抑或說,他必須出生在這樣的土地上,必須在這里學習、成長,度過他的青春時代,并將到吳越大地譜寫自己的“春秋”華章。

        有居才能樂業(yè)。《吳越春秋》記載:“堯遭洪水,人民泛濫,遂高而居。”

        和這條記載對應,淅川有民謠云:“唐在高山宋在洼,明朝住在山底下。”又云:“窮奔山,富奔川。”說的古代民居建筑風格、百姓居住環(huán)境與時代大勢(戰(zhàn)亂,或 洪水等自然災害)有關,跟物質生活貧富狀況有關。

        恰恰淅川境內有山脈,有江河,更有丹陽川、板橋川和四十五里順陽川,自古適合人類依山而居、逐水而居、沿川而居。

        目前在淅川境內發(fā)現(xiàn)的最早的房屋遺跡已逾5000年。上世紀七十年代發(fā)掘的淅川盛灣鎮(zhèn)河扒村下王崗仰韶文化遺址,東、南、北三面為丹江環(huán)繞。發(fā)掘報告顯示,遺址內一排長屋大體呈東北西南向排列,寬約8米,長約84米,有房29間,另在長屋東端向南拐出3間。每個單元房的室內面積約15—39平方米不等,灶都設在內間。屋墻以木柱架荊笆建成,壁面用草拌泥抹平。室內居住面墊土,并鋪設竹編物。地面和墻都經火燒烤,比較堅硬。有研究者認為,長屋的平面結構具有相當先進的設計原理,體現(xiàn)了一種較為進步的社會組織結構。

        依山而居、逐水而居、沿川而居是古人優(yōu)選環(huán)境的結果。淅川境內的楚始都丹陽如此,丹水城、商於城、順陽城和范蠡故里楚三戶城亦如是。已經淹沒在丹江口水庫下的老馬蹬驛、埠口街、李官橋古鎮(zhèn)亦如是。

        高眉寨下、丹江支流黃水河畔的淅川盛灣鎮(zhèn)土地嶺村,1500余間石板屋迄今仍保存完好,村民安居其內,雖然建于清初,也是一個很有力的實證。

        有糧才能生存。文物考古發(fā)現(xiàn),早在仰韶文化時期,淅川就是一塊宜耕宜農,宜漁宜樵的文明之地。下王崗遺址位于丹陽川中部,不僅包涵仰韶文化,還有屈家?guī)X文化、龍山文化、二里頭文和西周、漢魏等不同時期的文化遺存。遺址內更出土了5000多年前的稻谷痕跡和筷子遺物。說明這里水稻種植條件相當優(yōu)越,曾長期是丹陽川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中心。

        有筷子就得有鍋、有碗。下王崗遺址出土的陶器多紅色素面,以鼎、罐、缽、壺為主,具有仰韶文化早期特征。1959年開始發(fā)掘 ,2007年發(fā)掘完畢的淅川上集鎮(zhèn)張營村溝灣遺址也出土了一批紅陶碗、紅陶鼎。該遺址位于板橋川盆地的鸛河 (古稱淅水)東岸二級臺地上,周圍群山環(huán)繞,同屬仰韶文化時期。

        而淅水、淅川的“淅”字本義就是淘米。下王崗和溝灣的先民們,在河川盆地種植水稻,在丹江邊,在鸛河邊汲水淘米,再析木為柴,伐荊為薪,讓鼎釜沸騰,讓無邊的炊煙裊裊升起,一直彌漫到今天。

        有容才能發(fā)展。有大胸懷大格局才會有大作為。到了4000多年前,堯帝之子丹朱也來到了淅川。

        至于是堯帝禪讓于舜,還是舜在帝位之爭中斗敗了丹朱,已不得而知,且讓《史記》和《竹書紀年》各執(zhí)一詞吧。咸豐十年,淅川廳撫民同知徐光第也在其《丹朱墓》一詩中說:“緣何降宅在丹水,未正儲位居青宮。”

        但本名為朱的堯帝子,來到了淅川丹江之畔后,弭平丹江水患,教化百姓耕作,有了一個全新的名字:丹朱。

        和丹朱同時代的棄是堯帝的“農業(yè)部長”。《吳越春秋》記載,棄善于根據土地情況種植五谷,“堯聘棄,使教民山居,隨地造區(qū),研營種之術。三年余,行人無饑乏之色,乃拜棄為農師,封之臺,號為后稷,姓姬氏。”

        可以推測,丹朱把后稷的耕作技術也帶到了淅川,并與下王崗、溝灣的農耕文明融為一體,使得淅川成為一方樂土。正因此,位于“城(淅川老縣城)西北七里”(見咸豐十年《淅川廳志》) 今老城鎮(zhèn)石門村的丹朱墓,數(shù)千年來仍享百姓香火(丹江口水庫水位高于150米后在水下 )。

        到了3000年前,楚國先民也自中原來到了這方熱土。他們在披荊斬棘的同時,同樣和原本生活在丹淅地的淅川人有過很充分的交流、融合。當然,他們也會有效地吸收周王朝的文明制度 ,并加以革新。

        楚國開始逐步強大,淅川變得更加生機勃勃了。

        有范才能完美。到了2400多年前,范蠡功成身退, 辭別雪恥后不可同安樂的越王勾踐,與西子泛舟五湖之后,曾定居山東定陶經商。《史記·越王句 (勾)踐世家》記載:“居無幾何,致產數(shù)十萬……卒老死于陶,故世傳曰陶朱公。”

        陶地的制陶業(yè)想必曾經是很發(fā)達的。

        模制陶器、鑄造青銅都需有陶范。從前300年都于淅川丹陽,到楚都南遷之后的500年,擁有800年歷史的楚國,把大量瑰麗奇幻的青銅重器與他們的亡靈和復國夢一起,埋葬在淅川順陽川上,下寺、和尚嶺、徐家?guī)X遺址出土的編鐘、王子午升鼎、銅禁、神獸, 皆為國寶級文物,都離不開“范”的支撐。

        天下范氏的先祖必定是負責制范的工匠,精準到嚴絲合縫、完美到無可挑剔是他們的從業(yè)標準。

        淅川三戶城的范蠡及其后生活在丹陽川、順陽川的范氏俊杰,諸如范曄、范縝、范傳正等,都像陶匠范工一樣,在追求峭拔、完美的人生價值,并因此成為文明典范、人文模范。

        范蠡,陶朱公也。他是不是在以此向自己制陶作范的先祖和造福淅川的丹朱致敬呢?

        不知道。

        因為,名字是次要的,關鍵是,我們是否有范。

        (2020年7 月3 日,記于鄭東三者堂)

        (本文配圖均為淅川溝灣遺址出土的紅陶器/唐新供圖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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