泉州市舶司：歷經(jīng)400年 全國唯一古海關遺址
經(jīng)歷宋元明三代，泉州設市舶司歷史近400年，推動和見證了泉州海外貿(mào)易發(fā)展繁榮。如今的水仙宮，為市舶司部分遺址改建。
在市區(qū)水門巷竹街，有一塊滄桑的石碑靜靜佇立，上書大字“宋泉州市舶司遺址”。
這處貌不驚人的遺址，是我國現(xiàn)存的唯一一處古海關遺址，在千年前是遠渡重洋來到泉州的“蕃人”進入這座城市的必到之處，也見證了宋元時期泉州海外交通和貿(mào)易鼎盛，人稱“東方第一大港”的輝煌歷史。
始設于北宋
為南宋兩市舶司之一
市舶司是我國古代管理海外貿(mào)易的專職機構。在很長一段時間，海外貿(mào)易一般由地方長官兼管。直到唐玄宗即位（公元713年）后，開始在廣州設立市舶司，專職管理。
“雖然早在南朝時，泉州海外貿(mào)易就開始發(fā)端并逐步興盛，但即使到北宋初年，泉州已成為僅次于廣州的全國第二大港口，但泉州人到海外貿(mào)易仍須到廣州或杭州、明州（今寧波）這兩浙市舶司‘請給官券’，有諸多不便。”原泉州海交館研究員李玉昆考證歷史說，元祐二年（公元1087年），泉州市舶司正式成立，專“掌番貨海舶征榷貿(mào)易之事，以來遠人，通遠物。”換種通俗的說法，就是對海舶檢查、緝私、辦理海舶出海和返航手續(xù)，抽收貨稅和出售進出口貨物，接待和管理外國來華使節(jié)、商人等。
市舶司的設立，便利海商，推動泉州海外貿(mào)易迅速發(fā)展。至南宋乾道二年（公元1166年），朝廷詔罷兩浙路市舶司，泉州市舶司與廣州市舶司，成為當時南宋僅有的兩個市舶司。
根據(jù)乾隆《泉州府志》卷12《公署》記載，泉州的市舶司就設址水仙門內(nèi)，也就是今水門巷竹街，范圍據(jù)有關考古人士分析有目前的中山公園那么大。
實行低關稅
元時造就“東方第一大港”
隔著湮遠的時光，泉州宋元時的繁榮已無法觸摸。幸而，文史資料中關于泉州市舶司收入的記載，仍能讓人理解和信服于這段美如絲綢的時光。
據(jù)李心傳《建炎以來朝野雜記》中說，南宋紹興末，泉州市舶司的歲收入，占南宋全部財政收入的近五十分之一。
“到南宋末，泉州阿拉伯后裔蒲壽庚被任命為泉州市舶提舉，相當于今‘海關長’。”李玉昆說，蒲壽庚“蕃舶利者三十年”，使泉州地位走到廣州之前。而到元代，為招徠更多外商，泉州還實行優(yōu)惠的低關稅政策，其他港口“蕃舶貨物十五抽一”，“惟泉州三十取一”。也因為這樣，元朝時，泉州海外貿(mào)易空前繁榮。馬可·波羅在這里看到“船舶往來如織”、“貨物堆積如山”；摩洛哥旅行家伊本·白圖泰也說，泉州港大舶百數(shù)，小船不可勝計。
和平的發(fā)展環(huán)境也非常重要。公元1276年，元軍入閩，蒲壽庚拒南宋帝端宗于城外。李玉昆認為，蒲壽庚的這一舉動，取悅了元朝執(zhí)政者，使泉州抽身于朝代更替的戰(zhàn)亂和動蕩。相較之下，同為南宋兩市舶司之一的廣州就受此牽累不少。
明朝實行“海禁”政策，市舶司也嚴令專負其責，“在廣東省專為占城、暹羅諸番而設，在福建省專為琉球而設，在浙江省專為日本而設。”明成化八年(1472年)福建市舶司移置福州，結束了泉州置市舶司的近400年歷史。學術界考究認為重要原因之一，就是琉球到福州較泉州近。
市舶司遷址后，泉州的海外貿(mào)易進一步走向衰落。市舶司部分遺址改建水仙宮，主供玄天上帝。這座小小的宮廟，在旺盛的香火供奉中，穿越5個多世紀，至今仍完好保留,“泉州市舶司遺址”的石碑就立在水仙宮的墻邊。如今，廣州、明州、杭州的市舶司遺址俱已湮沒，泉州市舶司遺址成了我國唯一保存下來的古海關遺址。
（記者 孫燦芬 文/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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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泉州府志》載：“市舶提舉司在府治南水仙門內(nèi)”、“鵲鳥橋水關北沿水道六十米有水仙宮”。此外，市舶司內(nèi)原還有著名的“清芬亭”一座，南宋初傅伯成等名人曾有詩吟詠，是一座戒貪、頌廉亭。
不過，市舶提舉司遷址500多年后的如今，司荒廢，亭無存，僅水仙宮和鵲鳥橋喚起人們對這段歷史的追憶。近年來，水仙宮內(nèi)設立了古市舶司文史室，通過文字與圖片資料講述泉州專設市舶的歷史。
門票：免費開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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